伊朗努尔新闻网：斯蒂芬·M·沃尔特近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题为《掠夺性霸权》的文章，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对唐纳德·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行为的学术批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试图为一种新的美国外交政策命名。如果正确理解这一学说，不仅能为全球秩序的未来走向，也能为伊朗与美国近期对峙等敏感冲突的最终结局提供更清晰的洞察。
沃尔特论证的核心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无法用熟悉的“孤立主义”或“经典民族主义”框架来解释。正在形成的是一种“掠夺性霸权”；在这种模式中，美国利用其军事、金融和地缘政治优势，并非为了建立持久的秩序，而是为了榨取利益、强加不平衡的协议，并获取公开的臣服表演。在这种观点下，世界不是一个复杂的合作网络，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强硬交易场；重要的不是总收益增加了多少，而是确保对方所得少于自己。
在此框架下，安全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商品。从欧洲到东亚，美国的保护伞不再是一项长期战略承诺，而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杠杆。军事支持可以与贸易协定、强制性投资或地缘政治让步挂钩。即使是传统外交中被视为弱点的“不可预测性”，现在也变成了增强议价能力的武器。信息很明确：没有额外付出，安全便无法保证。
这种做法的自然结果是疏远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因为在制度化框架内，美国的权力会受到规则和限制的约束。相比之下，双边谈判则能让权力不对称发挥最大效用的舞台。这种转向短期内可能产生切实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会侵蚀美国自二战后七十五年来积累的信用资本。
这正是沃尔特分析的战略意义所在。如果美国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为“榨取者”，其盟友将不可避免地寻求减少依赖。过度施压会迫使各国使其对外关系多样化；中国的崛起、中等强国动向以及替代性联盟的形成，都应置于此背景下理解。一个掠夺性霸权短期内或许能获利，但长期必将促使其他国家寻找规避之道。
在伊朗与美国近期的对抗中，也能看到这种逻辑的痕迹。极限施压、军事威胁和外交摇摆，与其说旨在达成持久协议，不如说服务于制造一场“表演性的胜利”；一个可以在美国国内被包装为重大成就的协议。然而，这种做法非但不能减轻结构性紧张，反而常常加深不信任，并将地区行为体推向替代选择。对伊朗而言，这种局面是双重的：一方面，间歇性的、不可预测的压力在增加；另一方面，西方秩序内部的裂痕和多极化进程也创造了新的机遇。
沃尔特的核心警示在于，权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或军事实力；它也依赖于信誉、信任和可预测性。如果美国用这种无形的资本换取眼前的成果，它或许今天能获利，但明天将面对一个意愿更低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危机管理的成本将更高昂，联盟将更脆弱，威慑将更困难。
“掠夺性霸权”不仅仅是对一种治理风格的描述；它是对一个历史时刻的刻画。在这个时刻，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地位之间做出选择。这一选择的结果，不仅将决定美国的命运，也将塑造未来十年全球秩序的格局，以及伊朗等国在其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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