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尔新闻网：格雷厄姆近年来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不仅仅是共和党参议员，更是特朗普的中间人和约束者；一个白宫任何重要决策都必须通过其渠道的人物。这种形象塑造如今已超越国内政治，延伸至外交政策领域。他出现在特拉维夫，并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表鼓舞性言论，旨在传递一个信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没有裂痕，未来的道路已经预先确定。
格雷厄姆通过提出“摧毁最大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说法，并描绘抵抗轴心行为体崩溃的剧本，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以色列安全的救世主；然而，这种言辞与其说是基于实地现实，不如说是好战幻想的反映。他实际上同时在扮演两个角色：特朗普的教父和以色列的教父。
制造战争与谈判的二元对立
格雷厄姆的策略基于构建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要么是以“伊朗投降”告终的谈判，要么是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战争。这种有目的的框架构建，恰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强调继续谈判之际发生。
格雷厄姆通过提出“历史性窗口期”和“伊朗最弱状态”的说法，试图将决策环境推向军事选项。这是以安全话语为外壳的经典极限施压技巧：灌输紧迫感、夸大机遇、淡化代价。然而，美国在地区的过往经验表明，发动战争或许容易，但结束战争从不受制于发动者。
与内塔尼亚胡的共谋：规避责任
格雷厄姆与内塔尼亚胡的协同增效，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试图将战争选项强加于美国决策结构的努力中。格雷厄姆试图以特朗普的名义做出决定，但让白宫承担代价。他将自己定位为理论家，而非最终决策者；这种模式使其能够规避一场全面危机的后果。
在此框架内，他们以向被占领土居民兜售安全为代价，追求对整个地区制造不安全。然而，近期的实地经验表明，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的安全架构面临根本性挑战，依靠好战口号无法修复。
华盛顿的战略噩梦
伊朗进入谈判的同时，仍依赖其威慑能力。近期的军事演习和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向外界传递了德黑兰防御意愿的明确信息。格雷厄姆描绘的方程基于“短暂且决定性战争”的假设；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不证实这种情景。
任何大规模冲突，不仅不会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反而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影响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消耗战。这场战争的发动或许取决于华盛顿的决策，但其结束绝不会掌控于其手。在此情况下，教父的幻觉可能转化为美国的战略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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