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尔新闻网：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美国总统站在镜头前，信心十足地宣称伊朗抗议者已控制主要城市；他谈论"掌控马什哈德"，描述街头数百万人参与的情景，声称政治体制濒临崩溃，甚至提出只需一次有限施压或打击就能完成这一进程。然而不久后，这些说法与实地数据及独立报告并不吻合。影像与统计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疑问由此产生：这样的叙事从何而来？
特朗普不仅在近期骚乱期间，更在过去数年不同阶段，多次提出关于伊朗的论述，事后常被证实存在夸大，或基于不完整数据及未经核实的社交媒体报道——从声称近期抗议活动中示威者持有其照片，到描述反对派"完全控制街头"，乃至近期宣称伊朗持续动荡混乱。这种模式的反复出现，使问题超越了个案失误的范畴，演变为一个"信息供给链"议题。
在当今政治世界中，总统极少直接接收原始数据。抵达他们案头的信息，往往经过多层级加工：智库报告、紧急简报、媒体分析、社交媒体数据和顾问备忘录。针对伊朗，存在一个相对紧密的政策研究与施压机构网络，多年来专注于生产威胁导向的叙事。该网络的核心常出现两个名称：UANI和FDD。
"反对核伊朗联盟"（UANI）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聚焦对伊朗的经济与制裁施压，通过发布报告和发起运动，试图阻止跨国企业与机构同伊朗合作。而"捍卫民主基金会"（FDD）是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活跃于国家安全和中东政策领域，以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著称。该机构的报告与分析广泛进入媒体甚至国会正式会议讨论。
围绕这一核心，存在一个活跃的分析师与评论员圈子，他们持续产出关于伊朗的内容，并在高引用率的英语媒体中频繁发声；例如贝赫纳姆·塔尔布卢、加西米内贾德、布罗德斯基等数位人士。关键点不仅在于这些人的存在，更在于他们输出内容之间的叙事一致性。一种悲观评估或极限情景推演，会在短时间内通过多个渠道发布，对政治受众而言，这宛若形成了专家共识。
其运作模式通常如下：一份警示性报告发布；若干高关注度账号加以放大；境外波斯语电视台增强其传播系数；主流媒体进行转载；最终，该论述演变为"主流认知"。在此过程中，"可能性"、"分析"与"事实"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当这样打包的信息递送给一位偏好简短报告和简化叙事的政治家时，认知偏差的风险便显著升高。
这种偏差的后果远不止于演讲台上的一句失言。若高级决策者基于此类图景认定对手濒临崩溃，便可能将更高风险的选项视为合理：期待迅速瓦解的极限施压，甚或假设对方无力有效回击而采取有限军事行动。此刻，一个错误叙事即可能转化为代价高昂的战略决策，其影响不仅限于双边范畴，更能波及地区与国际秩序。
在此链条中，以色列的叙事角色不能简单归约为政治表态。以色列官员，包括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多次明确将"叙事塑造"和"媒体行动"称为其国家权力与安全工具的一部分。过去数年，一个由游说机构、研究中心、媒体项目及亲近以色列安全话语的分析师构成的网络，持续聚焦于渲染伊朗威胁及极限施压的必要性。该网络与华盛顿部分有影响力的智库产出在时间和内容上的重叠表明，我们面对的并非松散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协同增效的叙事生态系统。在此框架下，有理由推测部分夸大或有倾向性的数据正是由该网络生产并强化，随后进入分析流程与决策包裹，最终可能影响特朗普对伊朗实地现实的认知。
核心问题在于：数据流动的路径图是怎样的？谁生产原始数据？谁进行解读？哪些媒体为其赋予可信度？又如何传递至总统耳中？当这张路径图被描绘出来，便可清晰看到某些错误叙事并非偶然失误，而是一个叙事生态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能够围困决策者的思维，并改变重大决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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