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尔新闻网：伊朗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地区大国，曾经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伊朗又因其推行鲜明的反美反霸权政策而常常占据国际媒体的头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4年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遇难，给这个多难之国的前途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莱希是近年来伊朗所奉行的反美政策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但其离世并不意味着伊朗反美政策的终结。伊朗的反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莱希之后，反美仍将是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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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反美政策 诚然，当代伊朗人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西方生产的汽车和电子产品，还有美国的可口可乐。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可口可乐退出了伊朗市场，但伊朗发明了本地版的可口可乐。尽管面临美西方的打压，伊朗人仍然将其视为移民的理想目的地，只是制裁之下，他们移民西方国家的道路不再顺畅。
这些都是事实，但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尚似乎与伊朗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并无多大的关系。就外交政策而言，反美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个人或者某些派别身上，而是存在于伊朗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存在于大街小巷各种标语和巨幅画像之中。
笔者因为工作的原因，多次访问伊朗，也得以多次拜访伊朗外交和学术界的精英，对于伊朗的反美情绪和反美政策深有体会。2023年10月初，笔者在伊朗进行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访学。期间，东道主特意安排笔者去拜访了伊朗思想家委员会。这家机构是伊朗时任外长阿卜杜拉希杨担任外长以后成立的，专门为外长提供决策咨询的机构。该机构的主任便是阿卜杜拉希杨外长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穆罕默迪，他本人也曾经做过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东道主用心良苦，试图通过安排我与外长老师座谈的方式，让我了解时任外长的所思所想。
穆罕默迪先生是位哲学家，也是思想家，学界资历也很深，我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位小学生。他和我讲了很多，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肉体，二是思想，三是精神。结合谈话的上下文，他其实着重强调的是“精神”，当然主要是反抗精神，是反美和反对霸权的精神。整整两个小时的座谈中，他似乎都保持了一种长期积累的智者愤懑的情绪。
待访问结束时，他特意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摆设很简单，其中格外吸引人的是他办公桌右侧前方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另一张是已故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的。苏莱曼尼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反美“抵抗轴心”战略的设计师，在伊朗国内有着崇高的威望。2020年1月3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亲自下达了在伊拉克暗杀苏莱曼尼的行动。
穆罕默迪先生显然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具有反抗精神的苏莱曼尼将军的敬意，恐怕也是提醒每一个来访者，伊朗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
2023年12月，笔者参加伊朗与中国智库对话会，该会议由伊朗外交部下属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一进入该研究所的院子，笔者便见到乳白色会议大楼左侧挂着一幅已故苏莱曼尼将军的照片。照片长宽虽都只有30-40公分，与整个宏伟的大楼相比，显得比例有些失调，但十分显眼，下书“苏莱曼尼大楼”的字样。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正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尊重和纪念，时刻提醒着伊朗外交和学术精英铭记苏莱曼尼的反美精神。
笔者访问伊朗期间，几乎处处都能见到苏莱曼尼将军的挂像。可见其反抗精神在伊朗国内有多高的认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伊朗国内存在改革派和温和派，他们主张发展或者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伊朗总统，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每年都会参加9月份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尽管他们政治底色未必相同，但他们的发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批评美国所实施的霸权政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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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不断破灭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特别是1979年的人质危机发生后，美国利用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性影响，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塑造为一场宗教复古主义运动，将伊斯兰政权塑造为这场宗教复古主义运动的产物。这一妖魔化伊朗的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看法，以至于不仅西方而且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将伊朗的反美政策视为伊朗伊斯兰政权复古和集权特性的体现。
诚然，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其诞生之初的确存在一定的激进特征，革命期间伊朗青年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行为，以及后来伊朗所奉行的输出革命的政策等，都是这种激进特征的体现。但需要强调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身便是对美国长期所奉行的霸权和强权政治政策的反应，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将伊朗视为其推行地区战略的手段，严重伤害了伊朗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策动政变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等。
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也多次尝试主动与美国缓和与改善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精英深知，如果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伊朗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无法巩固革命的成果。然而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以亲以色列游说团体为主要代表的反伊朗政治力量。每当伊朗与美国改善关系将取得进展之时，这股力量便会通过美国国内政治逆转美伊关系转圜的进程。这导致美伊关系始终无法得到改善，其结果导致伊朗不得不实行反美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试图通过向美国公司转让油田开发权益的方式，换取美国改变其对伊朗的态度。然而，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深受美国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非但没有给予伊朗积极的回应，反而签署了 “达马托法”，也即利比亚和伊朗制裁法案，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伊朗油气领域的投资。美伊关系转圜由此失去了第一次宝贵机会。
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向美国表达了同情。不仅如此，哈塔米领导的政府还积极为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了坚定和实质性的军事支持，并劝服当时以塔吉克族为主体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接受美国安排的过渡政府，为当时的阿富汗权力过渡作出了贡献。哈塔米试图以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方式扭转伊美敌对关系。
然而美国小布什政府非但没有“投桃报李”，反而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与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美国上述外交转向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伊朗国内主张对美缓和关系的政治势力，使得伊朗亲美亲西方改革派在国内政治中遭到严重挫折，而且再次丧失了伊美关系改善的重要机遇。
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第一时间便表达了与美缓和关系的信号，并于2013年11月与有关各方达成关于伊核问题的“过渡协议”。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美国等有关各方达成“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也即伊核全面协议。鲁哈尼等伊朗国内温和派力量将达成伊核协议视为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的外交努力，并试图将其作为全面改善伊美关系的第一步。
然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将这份协议视为“历史性错误”，通过美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施加政治压力破坏其实施。正是受上述势力影响，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兑现协议义务，并未取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尽管伊朗完全履行了协议义务。不仅如此，特朗普上任后大肆诋毁伊核协议，并于2018年退出了伊核协议，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
美国认为，该协议只是美国行政部门签署的“协议”，而不是国会立法部门通过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这种解释事实上为后来美国政府退出可能恢复的或者新达成的任何协议提供了合理理由。如此这般，谈判还怎么能够进行下去？任何国家都难以接受谈判一个随时可以被废除的协议。
至此，美国的霸道逻辑又一次断送了伊美关系改善的重要机遇。
综上所述，尽管伊朗国内存在缓和对美关系的政治条件，但因为美国国内并不具备这种政治条件，故而在打压伊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伊朗无路可走。三次沉重的教训不仅打击了伊朗国内亲美亲西方力量，也严重干扰了伊朗外交布局，使其蒙受巨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莱希所奉行的反美政策，是伊美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今天伊朗的反美政策是被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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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之后的伊朗外交政策
莱希担任总统期间，一方面，伊朗奉行了坚定反美政策，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
2023年笔者有幸两次见到伊朗时任副外长阿里·巴盖里，阿卜杜拉希杨遇难之后，他作为第一副外长出任代理外交部长。在2023年12月中旬的一次座谈中，巴盖里用了三个词汇概括伊朗外交政策：“尊严”“正义”和“智慧”。其中“尊严”和“正义”为伊朗所进行的反美外交提供了比较恰当的注脚。美国所奉行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伤害了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正义”基础，而且严重伤害了伊朗等国家的“尊严”，而反美外交便是捍卫“正义”和“尊严”的必然选择。
但另一方面，伊朗也强调“智慧”。在不同历史阶段，“智慧”的内涵也有所不同。笔者以为，就当下伊朗外交而言，“智慧”应该主要指的是有克制、有理性的反击，也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2024年4月初，得到美国庇护的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导致数名伊朗高级将领遇难。两个星期后，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本土进行了报复性打击。而伊朗选择在实施打击之前，明确将行动告诉了美方，以便美国和以色列采取拦截等行动减少损失。伊朗既实现了对以色列确立威慑的战略目标，也防止了事态的严重升级。在地区问题上，伊朗在保持与美斗争和周旋的同时，又与美保持一种微妙的防止地区形势失控的共识。这便是“智慧”的体现之一。
伊朗在核问题上所采取的既坚持基于原则的斗争，又不拒绝谈判的政策，是其体现之二。
莱希之后，伊朗仍将会奉行反美政策，但这种反美政策可能更加具有理性和务实的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内反伊朗政治力量仍将强势存在，美并不具备改变对伊朗进行全面打压政策的国内政治条件。
无论谁当选伊朗总统，都会继续坚持对美斗争的政策。在巴以冲突背景下，伊朗仍将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达政治支持，并坚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对“抵抗轴心”力量的支持既是其反美政策的体现，也是将安全威胁消化在国土之外的战略。伊朗也仍然会在核问题上坚持其既有立场，即美国需要在取消制裁方面采取可持续可验证的政策。在美以对伊朗实施激进行动的情况下，伊朗仍然会坚定地予以回击。
而另一方面，在困难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是任何一位伊朗总统都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伊朗伊斯兰政权已经进入第二个40年，该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如何在现有外部结构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将是伊朗未来的政治精英的严峻挑战。
因此，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将是伊朗对美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伊朗仍然会通过阿曼或卡塔尔等渠道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即伊朗与美国代表在不正面接触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传递信息的方式就重大问题进行谈判。保持对美斗争灵活性的做法，既有一定的前期基础，更是确保必要周边环境的需要，以防止美伊对抗干扰其改善经济状况的政策。
总而言之，伊朗的反美政策是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美国长期奉行霸权和强权政治政策的必然结果。在不断吸取前届政府与美缓和政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伊朗对双边关系缓和已经不抱幻想。然而，为国内经济艰难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需要将促使伊朗政府采取保守性务实主义，或者说有克制的反美外交政策。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