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尔新闻网：在美以联盟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战争的头四天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大楼遭受了数次大规模袭击，这些袭击有时对该媒体的信号造成了暂时的、局部的干扰。这些袭击不仅仅是针对物理结构的军事行动；它们是聚焦于认知领域的一个信号。如果说经典战争是建立在领土占领之上，那么当代战争则建立在“对领土的解读”的占领之上。在此背景下，媒体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国家实力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新战争理论中的媒体

首先必须承认，在当代战争中，媒体已不再是“战争的边缘”，而是“作战力量结构”的一部分。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看，媒体决定人们想什么，即使不决定人们怎么想。在战争条件下，这一功能变得更加关键：媒体通过突出自身的成功、敌人的伤亡或抵抗的叙事，可以塑造公众对力量平衡的认知。因此，攻击国家媒体，是试图扰乱塑造社会心智议程的进程；而一个社会的心理凝聚力，是国家防御能力的一部分。

从“框架”理论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仅是选择主题，而是如何呈现它。在战争中，每一个事件都可以被框定为“侵略性袭击”或“先发制人的回应”。如果国内媒体能够建立一个合法的国家防御框架，就会增加侵略者的政治和心理代价。压制这种声音，是为全球媒体空间中的竞争性框架打开大门的尝试。

然而，这个问题更深层次需要从“沉默螺旋”理论中探寻。根据这一理论，当人们感到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时，会选择沉默。国家媒体，即使存在诸多批评，在危机时刻也能扮演“多数信号”的角色，强化集体归属感。如果这个信号中断，孤立感和不确定性就会蔓延。从心理战的角度看，这正是侵略者所寻求的裂痕。它将媒体的物理摧毁视为侵蚀国家意志，并最终导致政治体系衰败的前奏。

在战争科学中，这一演变可以在“认知战”和“第五代战争”的概念下理解。在此框架下，主要目标不是领土占领，而是思想占领。媒体基础设施，连同能源和通信服务网络，被视为“系统的关键节点”。攻击它们，是一种系统性瘫痪行动；类似于约翰·沃登的“五环”理论中所提出的，强调关注指挥、通信和政治意志的重心。在这样的分析中，国家媒体是连接政治领导层与公众舆论的纽带。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在社交网络时代，叙事的垄断已不再掌握于单一媒体之手。那么，为何攻击官方媒体仍然重要？答案在于“象征性权威”的概念。国家媒体，无论其公众信任度如何，在国际层面上被公认为国家的官方声音。使其沉默，向外传递了一个象征性信息：政权的传播结构是脆弱的。这一信息会影响外交算计、金融市场，甚至己方部队的士气。

同样，不应忽视法律和伦理层面。在武装冲突法中，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具有根本重要性。如果媒体被定义为“战争宣传”的工具，一些理论家试图将其归类为合法目标；但这种解释存在严重争议。攻击媒体，即使以宣传功能的论据来辩护，在实践中也会导致“战争全面化”逻辑的蔓延；使前线与后方的界限消失。

消除主权声音，制胜关键

然而，战略分析要求我们不应仅在道德谴责的框架内看待此问题。此举可以视为“叙事优势”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以色列和美国在近期许多冲突中一直追求的战略：从主导全球新闻周期到利用数字平台塑造公众舆论。在这种模式下，任何能够提供不同战场叙事的竞争性声音，都被视为对认知优势的威胁。

最终，攻击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应被理解为争夺“象征性资本”的框架内。在软实力理论中，合法性和形象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媒体是这种形象的生产和再生产工具。当战争升级为关于意义和解读的较量时，摧毁意义生产工具，将是一个可预见的行为。因此，对国家媒体的攻击不能仅视为军事反应；而应分析为试图打破官方叙事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联系，制造新闻权威的真空，并夺取认知领域。在当今的战争中，子弹不仅瞄准身体；它们射向思想。压制声音，是主导沉默战略的一部分。

西方媒体和海外波斯语媒体在认知塑造方面令人震惊的活动，是故事的另一面。这些网络凭借巨大的内容生产能力，不仅传递新闻，而且固化了对其的解读框架。在波斯语层面，BBC波斯语、伊朗国际电视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等媒体，在叙事竞争空间中，在重新定义事件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

必须认识到，认知塑造不仅仅是经典的“宣传”。在平台时代，数据、算法和传播速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大型西方媒体可以接触到记者、军事分析人士、智库和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能在最短时间内产生一种分析性的、看似专业的叙事。这种分析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一种“认知饱和”空间；在此空间中，竞争性叙事没有机会立足。

在此框架内，对国家媒体的攻击应被理解为“叙事优势”战略的一部分：一方面削弱官方叙事的制作和传播能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和波斯语层面同时强化替代性叙事。这种结合可能会制造时间和内容上的缺口；在此缺口中，受众转向其他来源寻求意义。

然而，不应忽视一点：在数字时代，叙事的垄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一种媒体被压制，社交网络、通讯工具和较小的媒体也会继续再生产意义。因此，认知塑造战略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压制一种声音，而取决于创造“叙事趋同”的能力；这种趋同是通过重复、速度和制度信誉而形成的。